张悦然认为吧

张悦然认为，“一个合格的写作者首先必须是一个深度思考者和追问者”。

从2001年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算起，凭借《葵花走失在1890》、《十爱》、《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红鞋》等作品所奠定的“文坛玉女”形象，以及“80后”文学的传播效应，张悦然已经持续走红十多年。相较于与其一起成名的其他“80后”作家，张悦然虽也以青春小说起家，但却虚心向前辈学习，接受文坛名家指点，加入作协，进入高校，以“纯文学”安身立命。

从写作风格来看，不同于“80后”颇为流行的自传式写作，张悦然更倾向于幻想，倾向于编织子虚乌有的故事。尽管她的“忧伤”利器和华美文字为人所称道，但她始终不是一个贴着地面写作的人，写着写着文字就会飞离现实本身。这不禁让人想到《水仙已乘鲤鱼去》里那位女作家璟的形象，“从旧城墙上的女鬼到鹧鸪村的少年，从殉情的葵花到转世的黑猫，她的故事却没有一个是真的”。这几乎就是张悦然本人的写照。《葵花走失在1890》的浪漫、《樱桃之远》的纯真、《水仙已乘鲤鱼去》的挣扎求索以及《誓鸟》的传奇警醒，都是她“移花接木”的才情体现。

当然，张悦然并非一位耽于幻想的纯真梦呓者，她的另一个特质是将平淡的感情推到极致，于爱恨情仇中铺陈阴郁、孤独、晦暗甚至哀伤的情绪。她曾坦言自己是个极端的人，因而她的小说偏爱一种“过”的极致状态。《小染》、《霓路》、《桃花救赎》都让人感受到这种突兀和极端，《十爱》里那些激越而乖戾的故事让人叹为观止，更别提那篇饱受争议的《红鞋》了。

在张悦然的小说中，爱情书写占据了较大篇幅。青春期的 与梦想，那些不可名状的极端情绪，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可遏制的自我损毁的决心，往往通过爱情的方式予以呈现。《十爱》中尽管少男少女们游戏般的爱情似过家家一般可笑，但张悦然依旧倾情投入，赋予它们忧伤残酷的形式。她笔下的人物还未成年，便已在刻骨的情爱中饱经沧桑。她似乎是在按照成人的样子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爱情童话，那些伤痕累累的爱情总是在“不期然地相遇”、“无理由地相恋”以及“毅然决然地分手”之间徘徊，既“早熟”又单薄。这些或残酷或温馨的“白日梦”，虽绽放出令人震惊的美感，但与实在的经验毫无瓜葛。即便是引入地域历史和女性主义议题、扭转叙事空洞而被称为“转型之作”的《誓鸟》，历史与人性的深度也着实有限。

为了不被出版社所左右，尽量不出所谓“低劣的”作品，张悦然近年来的写作一直停滞不前。《誓鸟》之后，除了偶尔为自己主编的《鲤》书系写一些或长或短的文章之外，已经好几年没有重要小说问世了。于她而言，想终结青春期写作，又找不到更充沛的写作资源，早年喷涌的才思面临着枯竭的危险。尤其是在她进入大学，担任中文系写作课的专业教师之后，写小说更是一件极为审慎的事情。

确保不留资金缺口。今年增加的地方政府债券收入优先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试点地区取得的房产税收入专项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各地可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安排部分资金用于支持国有企业棚户区改造；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收入中安排资金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小区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 现在看来，《鲤》的野心在于借助时髦的“主题书”的方式，在文学影响力逐渐式微的今天，重新肩负起文学“润物细无声”的功能。其间固然包含着重振文学的美好期待，但问题是如何才能辐射最广大的文学群体及其社会生活，而非仅仅在圈子化的“小资格调”中琢磨一些琐碎的议题。这也是一个事关眼界和情怀的大问题。张悦然自己也承认，“一个合格的写作者首先必须是一个深度思考者和追问者”。在青春期写作的终结之处，如何继续挥洒不羁的才情，同时朝向更为深邃的现实情怀迈进，可能不仅仅是张悦然一人需要琢磨的问题。

（实习：李万欣）